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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美帝国的衰落将如何冲击世界?

2020-07-15

原标题:文扬:美帝国的衰落将如何冲击世界?

【文/文扬】

今年3月中旬,还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初期,中国提前实现了“拉平曲线”,而美国疫情初起,才刚刚采取应对措施,整体形势还远未明朗,但敏锐的观察分析人士已经感知到了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亚洲问题专家拉什·多希3月18日在《外交事务》上发文,认为这场疫情或成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他们认为,二战后的70年里,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不仅建立在自身的财富和力量之上,还建立在同样重要的一种合法性之上,这种合法性是从三个要素中产生的,即美国的国内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及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应对的能力和意愿。但是,新冠疫情“正在考验美国领导力的三大要素。到目前为止,华盛顿未能通过考验。由于华盛顿畏缩不前,中国正迅速而娴熟地成为应对疫情蔓延的全球领导者”。

他们认为,中国经历此次重大危机之后或能树立自己作为全球大国的全新地位。当病毒被击败时,中国经济复苏将在帮助重建破碎的全球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

该文发表之时,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还不到1万,累计死亡人数刚刚增加到100,美国还有很大的机会向世界显示它在“国内治理”方面的高水平。

其时的美国也还没有宣布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甚至宣布要退出,也还有机会向世界显示它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方面的积极主动。

那时也还没发生在最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抗疫的时候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少数人的政治私利歇斯底里地“甩锅”中国的咄咄怪事,美国也还有机会向世界显示它在“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应对”方面的能力和意愿。

但三个月后的今天,世界正在目睹美国以200万累计确诊和11万累计死亡的惊人数字位列于疫情应对最差国家榜首,同时又发生了因“弗洛伊德之死”一案引发的全美各地大动乱,同时又在国际事务上一再挑起与中国、与欧盟、与伊朗等国的外交争端......这些加速进行的“去全球领导力”进程,恐怕早已不是“华盛顿未能通过考验”这么简单了。

“苏伊士时刻”指的就是大英帝国在全球事务中失去了既往的领导力、不得不让位于新的世界霸主美国的那个标志性时刻。1956年冬天,当一支英法联军重返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试图阻止纳赛尔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计划并维护其在这一战略枢纽地区的传统地位时,美国通过金融和舆论手段迫使英法无条件撤出了埃及,并顺势填补了这一地区的权力真空。

当时英国的处境正如时任财政大臣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所说的,“要么作为一个第二世界国家,要么向建立第三个大英帝国迈进。”而“苏伊士时刻”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危机过后英国只剩下了第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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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弗洛伊德遭虐杀,示威民众包围白宫。图自路透社

大英帝国衰落期的历史借鉴

回顾历史,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十年,1909年这个帝国的总面积达到了3302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所统治的人口为4.4亿,也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4。维多利亚时期流行的一句话是,女王管辖着“一个大陆、100座半岛、500个海角、1000个湖泊、2000条河流,以及1万座岛屿。”由于这个帝国建立在对海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统治之上,公司产品总人口的3/4是有色人种,预言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它将灭亡于有色人种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帝革命。

温斯顿·丘吉尔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他曾在中学生时代就想象了大英帝国崩溃的可怕前景和自己在其中的使命,到1965年他去世之时,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地盘已经全部丧失殆尽。但是与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些原因有所不同,历史见证,大英帝国的瓦解主要不是由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是由于从爱尔兰的新芬党到印度的国大党这些“自由战士”反帝运动的胜利,而是其他强国的先后崛起。

先后崛起并共同埋葬了大英帝国的强国,包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给予它重创并让它背上沉重战争债务的欧亚大陆敌国,也包括迅速崛起并大大挤占了它的海外殖民地获利空间的美国这个盟国,还包括冷战开始后在全球四处出击“谋求摧毁英帝国”的苏联这个前盟国。正是来自多个方面的共同夹击,导致大英帝国维持广袤殖民地的成本总额不可避免地高出了总的收益。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大英帝国瓦解过程中,美国实际上扮演了一个世界反帝国主义基地的角色。美国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参战,一方面让丘吉尔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另一方面又令他感受到大英帝国被美国的崛起“排挤到了悬崖的边缘”。美国当然不是为了挽救大英帝国而参战的,恰恰相反,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用过的一个比喻,美国一心想“挖出大英帝国的眼珠”。

犹如一个使人窒息的热烈拥抱,一方面美国人通过《租借法案》给了英国人赢得战争所必需的金钱,另一方面却也将大英帝国驱赶到了“过去的强国”的屈辱地位上。

“过去的强国”只属于过去,它只能从过去的殖民地全部撤出。如果仅做短期的成本与收益计算,那么大英帝国的撤出政策就像战后工党政府“五巨头”之一休·道尔顿所说的“当你身处一个你不再需要的地方,加之你也没有力量镇压那些不需要你的人,那么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撤出。”但是,如果能够将撤出政策转换成一种长远的安排并从未来的机会中获利,这个精于经济计算的老牌帝国,也决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今日回看当时,大英帝国从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撤出,远不是仓皇狼狈的溃退,而是遵循了这样几条确保帝国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原则:首先是尽可能保全英国人的体面,保全英国人的道义优越感,因为他们自认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上相对于法国人、葡萄牙人、比利时人要“仁慈”得多;于是,哪怕给当地留下巨大的混乱、将互不相容的种族、部落和宗教群体硬生生地合在一起,也要让英国以最小的摩擦完成撤出安排,避免卷入像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等地那样的长期战争(例如在南亚次大陆制造的印巴分治和在中东制造出以色列这个新国家)。第二是尽可能地保留下一些战略基地,今后继续使用(例如在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基地和在锡兰的海军基地)。第三就是提前埋伏好幕后政治影响和商业利益,以便在未来继续控制这些国家或地区(例如在原英属非洲殖民地)。